这种折中主义与调和主义的执行者，就是直接负责管理百姓的各地衙门。
衙门将案件分为“重情”与“细故”。
“重情”就是大案、要案；“细故”就是指事关户婚、田土、钱债之类的案件。
他们认为“细故”不过就是“鼠牙雀角微嫌”，过于琐碎，不屑受理。
换句话说，涉及百姓个人利益的，都是“细故”。
可往往就是这些“鼠牙雀角微嫌”的琐事，对于百姓就是天大的事。
打比方说，骆毅刚穿来时的吴三妮家，家庭全部存款，就那一百文铜钱；丢一文钱都是大事，若全部被贼偷了去，对他们家就是“灭顶之灾”。
可在衙门看来，一文钱算什么，一百文钱又能算什么，少吃顿灌汤包的小事而已。
都不够衙门给捕快发工资办案的。
衙门不受理，百姓若想维权，就只能把案件往大了闹——比如说：我丢的不是一百文钱，而是人命，因为那钱是给家人抓药救命的。
但百姓的文化程度低，面对衙门更是没胆量，只能找能说会道之人帮忙，“讼师”这个职业便应运而生。
“讼师”们把官老爷认为的鸡毛蒜皮小事放大了说，往严重了说，在官老爷们看来，就是无事生非、教唆词讼。
而偏偏这些“讼师”多为科举不中没有功名的读书人，并非真正专精此道的诉讼专家。
比如风水先生、算命先生、村塾老师之类的“下层识字阶层”。
便更让衙门讨厌。
李蔚珏也瞧不上他们：“都是些包揽词讼、惯弄刀笔之人而已，连律条都背不下来多少。”
骆毅：“那他们到底会不会打官司？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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